疑問:處警民警是否失職?

根據視聽證據，警方在案發房屋的時間只有三四分鐘。一個關鍵問題是，處警警察為何進屋后，又離開事發房間，而沒有帶走當事雙方?

一審辯護律師田明對記者稱，"警方沒有走，整個過程都沒走，只是離開那個房間，走到屋外，當時于歡和他的母親的手機都被收走了，警方可能是到外面去尋找報警的人，看是誰報的警，到底看到什么情況了，而于歡則很可能基于錯誤認識，認為警察走了，他很激動要出去，而這目的又沒有實現，所以他認為自己沒有得到保護。"

那么，到達現場的警察，是否知悉于歡被目睹母親遭人露性器侮辱的情況呢?判決書中的"視聽證據"顯示，處警民警用執法記錄儀記錄了案發當晚處警情況。警察是否知悉侮辱情節、當事人是否陳述被侮辱，執法記錄儀應有記錄，但判決書沒有提到。

判決書中，一名叫劉付昌的證人證言:"我發現在蘇總和于歡坐的沙發前面，有一個人面對她們兩個，把褲子脫到臀部下面。我就拿著手機報警。"至于報警時他是否向警方描述過侮辱情節，判決書沒有提及。

田明介紹，杜志浩言語侮辱蘇銀霞以及脫褲子露生殖器的過程，在警察到來之前，已經完成。田明說:"于歡在筆錄中沒有表明他告訴警察這個情況了。"

于歡的另一名辯護律師楊少彬告訴澎湃新聞:"據卷宗材料顯示，涉案雙方只就雙方是否有動手行為向警察描述。旋即警察即離開案發房屋，于歡母子走出房屋，被對方攔下。"

蘇銀霞工廠工人馬金棟在判決書中作證于歡母子被侮辱過程。3月25日晚，他告訴澎湃新聞:"警察過來后，執法儀的攝像頭是開著的，蘇銀霞告訴警察，杜志浩怎么怎么侮辱她了，脫褲子露出生殖器對著她。但是，很快警察就要離開。我、做飯的張立平等，就攔著警察不讓走。我說出人命不好處理。于歡母子想跟著警察出來，但被討債的攔著，沒出成，警察還是走出屋了。"

判決書中作證的劉付昌告訴澎湃新聞，當時是他報的案，他報案說，有人受到了威脅，他沒有講具體的情況，警察十多分鐘就過來了，警察進屋后，說了"咋回事，有人打架嗎?"然后討債的人說，"沒打架"。警察還問，"誰報的案?"他沒有說，"我不敢說，黑社會啊，怕報復。之前他們搶了于秀榮手機，還踩了她一腳"。然后警察就要走，于秀榮、馬金棟等人就攔著，警察還是出門，"警察離開后就上車，車都發動了，他們還是攔住，僵持在那，然后屋里這邊就出事了。"

爭議:是否正當防衛

對于該案，聊城市人民檢察院指控認為，應當以故意傷害罪追究于歡刑事責任，因被害人一方對本案的發生具有過錯，可以酌情對于歡從輕處罰，建議對其判處無期徒刑以上刑罰。

判決書顯示，辯護人楊少彬對公訴機關起訴的罪名沒有異議，提出被告人于歡有正當防衛情節、被害人對本案的發生具有嚴重過錯、被告人于歡系坦白的意見。辯護人田明提出被告人于歡系防衛過當、認罪態度較好、如實坦白犯罪事實，應當依法減輕處罰判處有期徒刑的意見。

對于辯護人提出的于歡有正當防衛情節，系防衛過當，要求減輕處罰的意見，聊城中院審理認為，于歡持尖刀捅刺多名被害人腹背部，雖然當時其人身自由權利受到限制，也遭到對方辱罵和侮辱，但對方均未有人使用工具，在派出所已經出警的情況下，被告人于歡和其母親的生命健康權利被侵犯的現實危險性較小，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所以于歡持尖刀捅刺被害人不存在正當防衛意義的不法侵害前提，所以辯護人此意見不采納。

法院認為，結合于歡案發當日下午起，一直受到被害人方要賬糾纏，當公安人員到達現場后急于離開接待室的心態綜合分析，于歡具有傷害對方的故意。但系在被害人一方糾集多人，采取影響企業正常經營秩序，限制他人人身自由、侮辱謾罵他人的不當方式討債引發，被害人具有過錯，且被告人于歡歸案后，能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可從輕處罰。

2017年2月17日，山東聊城市中級法院一審以故意傷害罪判處于歡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