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多年來的經驗表明，在實施重大改革開放任務之前，選擇合適的地區進行先行先試，對于提升政策創新精準度、降低風險具有非常明顯的積極作用。自2013年9月上海自貿試驗區設立以來，各個自貿試驗區不但成為當地乃至全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更在投資項目事中事后監管、海關特殊監管區域貨物進出境管理、提升外商直接投資準入水平、大幅簡化行政審批手續等方面進行了大量的體制機制創新，著力營造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絕大部分創新成果均在全國范圍內復制推廣，為我國全面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此次，在山東等6個省區設立新一批自貿試驗區，符合實際需要。

優化對外開放區域格局的需要。此次擴圍之前的“1+3+7+1”共12個自貿區絕大部分位于東部地區，在西部地區的只有四川、重慶、陜西三個內陸省市，云南、黑龍江、新疆、內蒙古等沿邊大省區均沒有自貿區。沿邊開放合作是我國對外開放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對于維護邊境安全、促進民族團結、推動睦鄰友好均具有重要意義，客觀上需要對系統性的體制機制創新予以支持。

差異化探索制度創新的需要。在我國經濟正由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背景下，不同地區、不同領域的要素稟賦、經濟基礎不同，這就要求更多的地區基于自身的客觀條件設計具有特色的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方案，如云南、黑龍江注重創新沿邊跨境經濟合作模式，江蘇則更加注重實體經濟轉型升級，等等。

深度融入和服務國家重大戰略的需要。中共十八大以來，我國先后實施了京津冀協同發展、長三角一體化、西部陸海新通道、中蒙俄經濟走廊等一系列重大戰略，河北、廣西、黑龍江、云南等省區在這些戰略中處于重要位置，需要更高水平的改革開放平臺為這些省份主動參與相關戰略提供有力支撐。

擴圍自貿試驗區對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積極作用巨大。2019年8月30日，我國自貿試驗區“大家族”進一步擴圍，山東、江蘇、廣西、河北、云南、黑龍江6個省區新設自貿區揭牌。具體來看，新設的自貿試驗區中有3個位于沿海地區，實現了我國沿海省份自貿試驗區的全覆蓋，對于沿海地區立足對外開放基礎，進一步提升對外開放層級，有效輻射帶動內地擴大開放具有重要的積極意義。此次首次在云南、廣西、黑龍江三個沿邊省區設立自貿試驗區，為我國推動沿邊開放體制機制創新提供了高水平的平臺，從而形成了自貿試驗區沿海、內地、沿邊“全覆蓋”的格局，對于構建形成陸海內外聯動、東西雙向互濟的開放格局具有重要意義。

我國已經進入由要素流動型開放向制度型開放轉變的新階段，需要在構建競爭中性的市場環境、大幅擴大服務業準入、提升知識產權保護水平等領域開展大范圍的體制機制創新。江蘇、山東等省份分別在國有企業改革、實體經濟創新發展等方面具有非常良好的基礎，具備在上述領域開展大幅度的體制機制創新的優勢，將為我國推進高水平制度型開放進行有益的探索。